西游记名句名段

本书是徐炳昶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一部随行日记，记载了1927年5月到1928年1月上旬，著者作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的身份，率团到大西北考察途中的情况。

该书再现了上世纪30年代大西北的社会风貌、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历史地理等内容。

本书分为佛与菩萨两部分。佛画中《树下说法图》是敦煌藏经洞中创作年代最早、保存状态最完好的一件作品。其中不论主尊、胁侍菩萨，还是女供养人的勾勒和敷色都十分细腻，特别是六位比丘弟子的表情刻画得极为生动，是敦煌遗画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关于《炽盛光佛及五星图》，同样的题材出现在干佛洞Ch.VⅢ洞窟甬道南壁的壁画上，尺幅和场面更为宏大。读者不妨将两者做一对比，定然会对因不同材质而限定的绘制技法有所理解。《释迦瑞相图》带有浓厚的犍陀罗风格，虽为断片，但细密劲健的勾线足以让我们领略到当年“曹衣出水”的风采。书中《阿弥陀?八大菩萨图》、《干手干眼观世音菩萨图》均属于曼荼罗类型的作品，即依照一定的佛典仪轨而绘制，供修行者借相悟体、修持密法之用。

幢幡，指佛、道教所用的旌旗。一般是佛寺或道场之前高大幢竿所垂挂。幢指竿柱，幡指所垂长帛。幢幡是藏经洞绘画藏品中数量最多的。经过斯坦因记载的约有230件（含残本）。约有179件丝绸幢幡、42件麻布幢幡和9件纸幢幡。$$这些幡从形制上可分为多足悬板幡和双足燕尾幡两个大类，尺寸相差较大，高度从几十厘米到两三米不等，所用材料包括丝、棉、麻等织物。并施以画、染缬、刺绣等装饰工艺。幢幡主体通常为窄矩形，上面一般画着单个神祗或者纹饰，也有个别成组的图案。它们背面多画着和正面一样的内容。丝绸的幢幡几乎都是用透明的纱，染的颜色较精细。因此正面勾勒的线条能清晰地透到背面。完整的幢幡顶上有三角形顶饰，便于悬挂，材质一般和主体相同。不少顶饰画着与其整体相适应的图案，也有留白或用绣品或纺织品做替代。顶饰的边，多是精美的织锦条。厚度远远大于主体的丝绸。这种处理，有利于承受整个幢幡的重量。在主体部分的上下，各有一条竹棍或者木条，作为整个幢幡的横向支撑。顶部竹棍、木片连着三角顶饰，底部则用竹棍、木片穿在一条长菱形带子中间。将幢幡挂起来后，人们可以看到正背两面的画面。菱形带子下面，挂着一条长长的丝绸、麻布（与主体材质相同）的材料，与幢幡等宽，纵向则分成二、三或四条，上面有些画着简单的单色植物图案。底端绕在一条细竹篾上，然后粘在一块扁平的彩绘木板上。木板上面通常也绘有植物图案，作用是将下垂部分拉直，还可以卷起来，就像卷轴画一样，方便运输和收藏。幢幡顶三角形底部的木条两边，挂着两条无图案的长带，和主体材质一致，我们称之为流苏，在风中，它可以自由地摆动，既不影响画面，又可增加幢幡的动感和生气。

《西域绘画2(菩萨)》收录的菩萨像大多数取自于幢幡的幡身部分，并没有将画像所在的幢幡做出完整的展示。由于幡身一般都呈长条形，因此上面多是绘制单尊画像，几乎占满了整个幡身。由于审美习惯的原因，相信多数读者都会对书中收录的一组颇具印度风格的画像产生特别的感受，画像里的菩萨发辫披肩，上身裸露，细腰长臂，笔直的双腿看不见膝关节，而双脚显得异常强壮甚至有些生硬。$$据记载，这几件幢幡在发现之初便出自同一个包裹，可见是缘于某种原因而制作的成套作品，风格如此地近似也就很正常了。书中还有一件《观世音菩萨像》，给人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因为既是侧面像又是以行进姿态示现的画像难得一见。$$佛画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即类型化。不只上面提到的成套的印度风格的幢幡如此，本套书收录的其他本土风格的画像同样是成套出现，貌相、构图、服饰等大同小异。不过这种成套的类型化创作特征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雷同，而是源自佛画创作以及民间画工创作的特殊背景。首先，佛画的创作必须严格遵循相关佛典中所记载的仪轨，不可能像后来文人画家那般任意发挥――一个是礼佛供奉之用，一个是怡情悦性之用。所以，唐代敦煌的菩萨画像即便是极富世俗人物的韵致，它理应遵循的仪轨仍然是很严格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佛画绘制时往往得依照事先准备好的粉本范式。其次，民间画工的创作往往师徒相授，各自沿袭和承传着本门本派的技艺路数，再加上各自拥有着较为固定的征画信众，因此，佛画的面目相似也就更不足为奇了。当然，一定程度的程序化是宗教艺术共通的特性，而敦煌的佛教造像艺术之所以让后人无比景仰，恰恰在于当时的画工们以虔诚的心态、细微处的精妙手法化解了类型化的弊端。而且印证书中的菩萨画像，是否还可以这样讲：程序化的仪轨对于画工而言，与其说是创作上的制约，倒不如说是菩萨庄严法身得以显现的依据。

敦煌壁画享誉中外，而本套丛书所收录的这批以绢画为主的作品，无疑是对壁画非常有益的补充。即如《西域绘画3》所呈现给观者的这些菩萨画像，壁画当中本来完全可以找到相对应的绘制图式，而且有的作品从表现规模、场景布置上还要胜过尺幅相对狭小的绢画。但是考虑到绢画特殊的材质与绘制手法，加上其于藏经洞封存千年，我们便不能不对敦煌遗画另眼相待。尺幅小，易于绘制，所以绢画往往由画师们在专门的画室完成，自然敷色、用笔上较之壁画更显用心。$$封存千年，不见阳光，拥有保持原初效果的绝佳环境，所以当我们痛心于有些壁画遭受自然剥蚀风化时，再来一睹色彩如初、华艳夺目的绢画，定会是另～番感受了。正是因为如此，今人研究敦煌绘画艺术，必须将绢画、壁画两类作品从多方面做出更深入的比较、印证，方能取得较为完善的认识。$$菩萨画像在整个敦煌遗画中占有半数以上的比例，这跟敦煌干佛洞的壁画创作是一样的情形。就分类而言，首先可以从菩萨的身份来讲，如为人们所熟知的观世音、地藏、普贤、文殊、供养菩萨等，以及一些尚无法确定身份的菩萨。这当中，观音的画像所占比例最重，其次是作为幽冥教主的地藏。而且，这一比例也恰好印证了历史上观音、地藏信仰对信众影响的轻重。

《西域绘画4（菩萨）》中除了一件比较特殊的《景教人物图》，其余全部收录的是菩萨画像。景教在唐代拥有不少的信众，而且帝王也大多对其弘护有加。出自敦煌藏经洞的这幅作品，基本还是以菩萨画像作为绘制模板，这既反映了当地的信仰状况，也说明了供养人及画工对景教圣者的理解并没有脱离当时流行的造像图式。《文殊菩萨图》呈半圆状，不论从构图还是技法上看，理应和《西域绘画?3》中的《普贤菩萨图》组成一幅场面更为宏大的完整作品。一边是文殊，一边是普贤，各自带领众随从眷属前往灵鹫山听佛说法――有菩萨，天王，也有引入注目的昆仑奴。拼合而成的大幅画面，顶部为拱形，各方面都遵循着大曼荼罗画的对称布陈。不难推测，原来的作品本是悬挂于石窟佛龛的后墙之上，或石窟前厅墙壁的最顶端。书中收录了几件观世音菩萨画像，其中包括了水月观音、十一面观音。其创作年代大约在十世纪前后，用色、线描等水平明显要比唐代逊色不少。三幅以地藏菩萨为题材的作品，是五代、北宋时期所作。一幅《地藏图》，两幅《地藏十王图》。$$地藏，梵名乞叉底蘖沙，依《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日：“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秘藏。”故称地藏。地藏菩萨在忉利天蒙释迦佛的嘱咐，于释尊涅?后，至弥勒菩萨成佛之前的无佛时代，发愿来娑婆世界教化六道众生，且自誓度尽六道众生方成佛。地藏在诸菩萨中以与愿力深广居首，对中国历代信众而言，其影响力仅次于观世音菩萨。但是，地藏信仰开始形成的年代要远远晚于观音信仰。某一信仰的盛行，往往依赖相关佛典的翻译和传播，即如《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之于观音信仰，《无量寿经》之于阿弥陀佛信仰。固然三国时期已有地藏的名号，然而要等到六世纪之后，才逐渐传人如《大方广十轮经》、《占察善恶业报经》之类宣扬地藏的佛典，崇奉地藏的风气也因此才逐渐风行起来。

天王画像在《西域绘画5（天王?金刚）》的编选中占了多数，金刚力士只选了三件代表性的作品。所谓天王，即身居欲界六天之最下天的护世四天王。此重天位于须弥山的半腹，半腹有犍陀罗山，其山有四山头，四天王各居一山，各自护守其领地。根据《止持会集音义四王天》所讲，“东方持国天王，谓能护持国土，故居须弥山黄金教。南方增长天王，谓能令他善根增长，故居须弥山琉璃无。西方广目天王，谓以净天眼常观拥护此阎浮提，故居须弥山白银堙。北方多闻天王，谓福德之名闻四方，故居须弥山水晶。”$$在《西域绘画5》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天王的形象几乎全以武将的形象出现，身披铠甲，八面威风，一副常人不可逼近的貌相。之所以如此，本来便与天王类似君王的身份有关。而具体到每一位天王，仅从程序化的服饰、面容很难对应，所以必须依靠供养题记或是其手中所持的法器来断定身份。即如东方持国天王持弓箭，西方广目天王持宝剑，北方多闻天王持长戟，南方增长王持棒。天王的画像多出自于幢幡，由于幡的主体幡身是一狭长的绢带，画面所限，因此呈现给观者的画像基本上是单独的立像。书中收录的两幅绢画《行道天王图》，是难得一睹的群像，虽然画幅不大，但给人的感觉却是场面壮阔，气魄非凡。两幅作品是相同的题材，而且构图也大体接近，主要描绘了北方多闻天王即毗沙门天王带领众眷属随从，乘云渡海，巡查领地。

莫高窟公元1907年夏季。在白天刺眼阳光和晚上昏黄的灯光下，在中国师爷蒋孝琬的周旋下，两个有着各自信仰的人一起打开了藏经洞大门。一百年过去了，藏经洞发生的故事，依旧浸泡在唾沫里。似乎王道士立在发黄照片里瘦小孱弱的身影，足够承受起民族百年耻辱和甸甸沉重。一百年里，我们早习惯了咒骂、唾弃、鄙薄……无数发人所指的破坏、盗窃、践踏依然在光天化日下坦然、正当地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百年都过去了，唾沫归唾沫，也该让国人看清楚唾沫中的这部分宝物、赃物的模样吧。不是吗？！《西域绘画6（佛传）》收录了大英博物馆所藏的敦煌藏经洞绢本、纸本绘画的精品。

《西域绘画7（经变）》展现的是藏经洞里这些唐、五代时期的经变画，多为几幅绢拼接而成的大幅绢本，它们多出自敦煌曹氏画院画工之手，不具作者名姓，也无从考据是否名家手笔。这些在唐代流行的经变画，通常有一种基本的构成模式：纵向分为三部分，中间是主体，占的比例很宽，两边细长部分，分成若干个连续的画面，画的是不同的经变故事图。中间部分都是说法图，有众多佛、菩萨及随侍者，背后是巍峨的楼台庭阁，前面莲池上有伎乐、水鸟、迦陵频伽等。两边的故事图内容，也多有一定的模式。如《观无量寿经变》少不了阿闺世幽禁父王、佛给韦提希夫人说“十六观”的内容。《维摩诘经变》少不了文殊、维摩诘坐而论道，《药师佛经变》少不了“十二大愿”和“九横死”，《弥勒经变》少不了“剃度”等。$$这些绢本绘画的颜色，都是天然的矿物质颜料经过研磨、兑胶制成的，画师将这些颜料，依照画上的形，均匀涂上去，再精细地进行晕染，捕捉色彩的细微变化。在这些绢画中，人物的脸、手指、足尖、肌肉、莲瓣上的粉色等，极其精致。染色完毕，最后勾上流畅的轮廓线，这些线条有时和底下一层的灰色线并不完全重合。最后的这些线条，非常肯定，果断有力，应该是很有经验的画师来执笔的。画上所用的颜料种类很多，包括金色等，但几乎每幅画的色彩都很均衡和谐，灿烂精美。在画中，除去色彩以外，还有很多人物动态、建筑细节，反映出画师们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对三维空间的刻画等，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藏经洞里这些唐、五代时期的经变画，多为几幅绢拼接而成的大幅绢本，它们多出自敦煌曹氏画院画工之手，不具作者名姓，也无从考据是否名家手笔。这些在唐代流行的经变画，通常有一种基本的构成模式：纵向分为三部分，中间是主体，占的比例很宽，两边细长部分，分成若干个连续的画面，画的是不同的经变故事图。中间部分都是说法图，有众多佛、菩萨及随侍者，背后是巍峨的楼台庭阁，前面莲池上有伎乐、水鸟、迦陵频伽等。两边的故事图内容，也多有一定的模式。如《观无量寿经变》少不了阿阁世幽禁父王、佛给韦提希夫人说“十六观”的内容。《维摩诘经变》少不了文殊、维摩诘坐而论道，《药师佛经变》少不了“十二大愿”和“九横死”，《弥勒经变》少不了“剃度”等。$$这些绢本绘画的颜色，都是天然的矿物质颜料经过研磨、兑胶制成的，画师将这些颜料，依照画上的形，均匀涂上去，再精细地进行晕染，捕捉色彩的细微变化。在这些绢画中，人物的脸、手指、足尖、肌肉、莲瓣上的粉色等，极其精致。染色完毕，最后勾上流畅的轮廓线，这些线条有时和底下一层的灰色线并不完全重合。最后的这些线条，非常肯定，果断有力，应该是很有经验的画师来执笔的。画上所用的颜料种类很多，包括金色等，但几乎每幅画的色彩都很均衡和谐。灿烂精美。在画中，除去色彩以外，还有很多人物动态、建筑细节，反映出画师们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对三维空间的刻画等，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